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但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解放思想的根本内涵和目的，他们要么把解放思想当成一种时髦的口号；要么把解放思想当成一种说大话、搞浮夸的机会，以获得晋升的阶梯；要么把解放思想当成管理学中的头脑风暴思维法，希望通过解放思想获得一些新点子；等等。事实上，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实事求是，而不是别的什么。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切实弄清解放思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1.什么是解放思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不是所谓的头脑风暴。解放思想必须坚持两个前提：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通常情况下，解放思想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原先的认识进行再认识，坚持原先正确的，纠正原先错误的；二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正确认识。所以,解放思想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2.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首先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指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在列宁那里，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斯大林那里，叫把一切问题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毛泽东那里，叫实事求是。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事物去探寻它的内部规律性。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朴实的东西，没什么高深玄奥的。怎样去探寻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要在方法上彻底摆脱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所以，解放思想是一个方法论的前提，而它终究是为实事求是服务的。

　　其次，解放思想又与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紧密相连。党的“十七大”修改的新党章是这样表述党的思想路线的：“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由于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所以，可以简而言之地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之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理解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弄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关系。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方法论前提加上的，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1945年延安党的“七大”上确立并且沿用至今的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是江泽民从历史的角度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补充，要求我们党要从时代出发，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求真务实，是胡锦涛同志从具体工作方法上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补充，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都必须求真务实，不得玩虚的。从这四者的关系看，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实事求是，其它三者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为实事求是服务的。

　　当然,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又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解放思想往往为实事求是扫清障碍，并最终实现新一轮的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结果。没有解放思想，就不会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如果不以实事求是为归宿和指向，就会最终沦为胡思乱想。

　　3.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的解放思想

　　一般而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应该是一个常见常新的课题，应该是我们党始终如一地必须随时并且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如果从这个角度讲，解放思想就不存在所谓“轮”的问题，什么时间发现了背离实事求是的事物，就什么时间给予纠正。但是，客观上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各级干部又有一个任期问题，一般10年左右成为一个干部轮换的周期，所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又客观存在一个周期问题，即后任对前任进行有意识的思路清理。有趣的是：这个周期刚好与中国天干地支12年一个小轮回大体吻合，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干部大体上10年左右形成一个大的轮换周期所造成的吧！

　　在我党历史上，大体上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思路的清理，但真正称得上解放思想的“轮回”或时间只有三次。第一次是1927年8月7日我党著名的“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后，到1924年与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进行了北伐战争，可说是发展得顺风顺水。但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被迫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并于8月1日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8月7日，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国共合作破裂的严峻形势，果断地调整了我党的方针，变国共合作为武装斗争，从此开始了与国民党长期的战争状态，这是一次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转折，这是一次重大的解放思想，它完全把党的工作奠定在了当时国内形势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几乎濒临灭亡的中国共产党又出现了转机和生机。而陈独秀就是在这一问题上没能很快转过弯来，这就是不解放思想。第二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大家普遍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什么都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深刻地教育了广大指战员，所以才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重新确立了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并抛弃了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从而又一次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1945年延安党的“七大”，本可以成为又一轮解放思想的会议的，但很可惜，这次会议并未达到新一轮解放思想的高度，甚至还给后来的长期“左”倾和个人崇拜留下了伏笔。如刘少奇提出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赋予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后决定权等。刘少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死于毛泽东的这个最后决定权的。1956年党的“八大”，本来又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次解放思想的会议，但很可惜，党的“八大”决议的墨迹未干，很快就被毛泽东彻底撕毁了，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一场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正在酝酿中。1966年，众所周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解放了思想，可惜这场解放思想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第三次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时，毛泽东已经作古，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顺水推舟，果断地扭转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航行，结束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30年以来，虽然我们党也有过几次思路的调整和更新，但从总体上看，好像都没有达到与前三次解放思想可以媲美的高度。2007年，我们党召开了“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等新的思路，出现了一些可喜局面，但是否够得上是一次思想解放，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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