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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德修养之我见            【字体：小 大】
官德修养之我见
更新时间：2007-3-9
官德修养之我见从一般意义上讲，官德和医德、师德一样，亦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职业道德作为道德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随着社会和职业的发展而发展。任何一种职业道德的生成、发展和不断完善，不仅在于其客体的变化、发展，更在于其主体的把握、内心信念的牢固，以及情感的一贯和意志的坚定诸因素趋于理想状态的结合。人类社会由于分工的不同，使得职业和职业道德林林总总。在数不胜数的职业道德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世人关注的则应首推官德。作为职业道德的官德，除了具有一般职业道德的特点和要求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源于“官”这种社会阶层和职业的特殊性。其他任何一种职业道德，就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言，都不及官德来得直接而明显、广泛而深刻、久远而恒新。官德，主要是指为官者在其领导或管理活动以及权力运用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格品质、思想境界和心理素质等方面要素的总和。显然，为官者品德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其领导活动的成败，及其在社会上和老百姓心目中形象与威信的高低。在我国，官德如何，历来为社会关注，为百姓瞩目。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德治，轻法治；重人伦，轻理性的原因，还在于作为维系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得以绵延两千余年的儒家文化所张扬的基调和凸现的文化核心。这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并为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奉行的一整套包括仁、义、礼、智、信在内的儒家学说。我们通常讲的优良的道德传统，一般来说，就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道德，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规范着我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同时也规范和指导着历代统治阶层——上至皇帝、诸侯，下至州县小吏的为官之道。尽管在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伦理道德时，不难发现其中的良莠互陈，鱼龙相间，精华和糟粕同在的复杂情况，但我们也应该肯定，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在我国世代的老百姓和知识人士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它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抵御外来侵略，维护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方面，是起过和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的。因此，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人伦道德和思想感情的民族。我们评价任何人，道德都是作为一条重要的标准来使用的。所以，人品重于文品，人品重于艺品的观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心领神会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社会，人们都是用道德这一标准来衡量每一位为官者，只不过是不同的社会和时代对德的要求内容不同罢了。今天，我们党在选拔任用干部的问题上，总的原则是坚持德才兼备和“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即便是在考核干部时，也是坚持德、能、勤、绩的标准。官德状况引起的社会关注和百姓瞩目。一方面，是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历史沿革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官”这一特殊职业和为官者道德品质的影响和作用决定的。因为大凡是官都意味着权威，二者有着不解之缘。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所谓权威，是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它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罗伯特·A·达尔在其《现代政治分析》中指出：“如果Y承认X控制Y的合法性，X就对Y有权威。或者，如果Y承认有义务服从X，X对Y也有权威”。我们知道，凡是官，无论是高层的，中层的，基层的，其手中都掌握着大小不等的权力。需要指出的是，权力并不等于权威。权威是有威望的权力。官的权威表现在为官者与百姓的关系上，它既反映为官者的权力和威望，也反映着老百姓对这种权力和威望的认可和服从。从一定意义上讲，为官者的权力是通过法定权实现的，而其威望则凭借为官者品德人格和意志诸因素去得到。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领导者在群众中都享有权威的，他们的所作所为给群众的印象也并不都是满意称心的。因而，有的领导干部在职时，仅仅只能凭借权力中的法定权去主观地、强制性地展开效率低下、群众口服心不服的领导或管理活动。显然，这种领导或管理活动是很难达到最佳状态，当然，也就难以实现领导的目标。一旦这些领导者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没有过去的权力，群众对他们的态度就由原来的口服心不服转变成了不理不睬。这样的领导者当然只能算一个平庸的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谈官德修养不能不注意到领导者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法制观念同其自身道德修养的内在联系。先说政治立场和态度。一般地讲，道德操守良好，修养功底深厚的领导者，在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做到态度坚定，旗帜鲜明。这是由于这样的领导者其日常的学习和理论积累、实践经验，特别是日积月累的道德修养，为其领导工作提供了一个厚实的思想基础和坚强的精神支柱。即便是面临纷繁复杂的局势，他们也能驾轻就熟，稳定大局。那些缺乏道德修养，素质平平甚至低下的领导者在他们面前就相形见绌。因此，我们可以说，为官者，不论其职位高低，也不论其资历深浅，如果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就会有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就会常常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处处把为百姓苍生办实事、好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就会将广大劳动人民的冷暖安危和祸福系于一身。否则，就会被老百姓诟病，遭历史淘汰。所以，中国老百姓对当地的官的另一种称呼为“父母官”。“父母官”就是要牵挂百姓，爱护百姓，保护百姓。比如，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共产党人的楷模焦裕禄和孔繁森，等等。他们的伟大人格和精神将百代流芳。这些不同时代的优秀领导们秉承并弘扬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并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特征，规范和指导自己的人生和为官处世的原则，使得他们在为国为民建立功勋，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将自身的高尚情操和优良的官德修养焕发出时代的光芒和永久的魅力。因此，我认为，官德修养对为官者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都起着一种潜在的、不可或缺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持的积极作用。再看为官者法制观念与道德修养的内在联系。历史上，许多法律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的某些要求；道德规范也往往表现着法律规范的某些内容。这样，我们认为为官者的道德修养，必须与一定时代的法制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自己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统一起来。因此，官德修养不能不与法制观念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当然，官德修养是既不能也无法替代为官者的法制观念，也不能脱离当今这个八面来风的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就后者而言，我们提倡的官德修养，决不能回到封建社会的那种所谓“闭门思过”、“面壁自省”的过了时的修养模式中去，而应该使这种道德修养紧密结合我们的社会和时代，结合我们当前所要进行的伟大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不断提高层次，充实内容。只有这样，我们的官德修养才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也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我国正在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某些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法权关系，也往往包含着一定的道德关系。我们从许多事例中都会发现这样一些现象：那些曾经为群众做过一些工作、办过一些好事，且“风光一时”、“红极一时”的官员们，最后却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受到法律的制裁，或琅铛入狱，或被判极刑，他们中没有一个不是放弃了自身的学习、思想改造和道德品质修养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些领导者走上犯罪道路，一般都是从其自身的道德沦丧、法制观念淡化开始，继而迷恋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最后走向腐败，触犯党纪国法的。因此，官德修养是加强领导者的法制观念，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的前提和保证。没有执法者特别是领导者的良好道德素质，再健全的法制也将是束之高阁。道理很简单，法律是靠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全体公民去遵守和贯彻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社会而言，健全的法制体系，公民极强的法制观念，又将为良好的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官德的完善提供健康而积极向上的外部环境。目前，在全民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官德状况及其修养已成为全社会和各级领导者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官德既然是一种职业道德，那么，它就如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一样，其构成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即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概而言之，即：知、情、意、行四个字。要形成和发展高尚的道德品质，为官者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这些基本要素。就是说，各级官员的道德品质修养应当包括道德认识的修养；道德情感的修养；道德意志的修养；道德行为的修养。各级官员通过这些修养把社会道德要求、道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其自身的道德品质。官德修养目标的崇高性决定了其内容的丰富性。不同的社会和时代，官德修养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我国现阶段，官德修养的内容一般地说来，大致包括：一是社会主义道德。二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健全的心理素质和富有感召力的人格力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道德是一个多层次的总体。它既包含对社会成员的一般要求，又包含对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既有较低层次的要求，又有较高层次和最高层次的要求；既包含着现实的因素，又包含着理想的成分。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对人们的最高要求。作为群众的表率和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精英成员，广大官员的道德要求应给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正如高尔基所说：一个人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发展就越快，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官德修养和其他职业道德修养一样，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其主要的修养方法是客观存在的，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一般言之，官德修养的主要方法有下列三种。首先，是“内省”和“慎独”。“内省”和“慎独”，都是中国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修养方法。我们这里讲的“内省”，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出的“内省”，是经过改造后、并赋予它新的内容的“内省”。即：领导者通过“内省”，揭露自己思想上的缺点和行为上的错误。“内省”作为领导者道德修养的方法之一，就是强调领导者在自己的工作中，紧密结合实际，自觉地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的善与恶、正与邪、是与非、廉洁与腐败的斗争，是自己同自己“打官司”。这种自我审判的方法，在伦理学上称为“内省”法则。这一法则对领导者非常重要。领导者自觉自愿地以道德修养的标准和行为规范作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灵魂和言行举止，对于及时改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扬弃自身非道德的认识、情感、意志和言行，是一种清醒剂，对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增强领导的影响力，是一种积极的促进因素。如果说，“内省”是为官者的修养方法和良心的表现形态之一，那么，“慎独”就不仅是一种修养方法，而且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所谓“慎独”，是指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或独处，无人监督，有做坏事的环境、条件和可能的时候，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遵守道德原则和规范，而不做不道德的事情。在道德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为官者在人前或公众面前，尚能遵守道德规范，不做坏事，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舆论谴责，怕丢掉乌纱帽；而当他们在人后、无人在场的时候，做些不符道德规范的事情却处之泰然，不会感到丝毫内疚。“慎独”作为官德的修养方法之一，体现着为官者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克制、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作为道德境界，它体现着为官者内在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坚定性。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都能够把握住自身的言行，并使之符合道德规范；使道德信念始终不渝地贯彻于自己一切言行的全过程；使道德行为和习惯持之以恒地伴随着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一切日常活动。就是说，领导者要使自己的道德行为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服从理智，服从意志，并能克制不良动机，克制不良情绪，始终保持自己的自控能力和调节能力，做一个有理智，有涵养，善于控制自己、管理自己的领导者。第二，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也是各级领导者进行道德品质修养的基本方法。相互批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错误的言行要敢于进行批评；二是要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一方面要做到正人先正己；另一方面还要对歪风邪气敢于作斗争。对于同志的错误言行要敢于批评，这是对同志、以革命事业负责任的表现。当然，批评要讲究方法，要与人为善，要从爱护和帮助同志的动机出发，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而不是冷嘲热讽，甚至挖苦、搞人身攻击，伤害别人的自尊心，侮辱别人的人格。而对于别人的批评，包括来自下属和人民群众的批评，领导者应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采取正确的态度，决不能给提意见和批评自己的人“穿小鞋”，或当面点头，背后搞打击报复。优秀的领导者应该虚怀若谷，闻过则喜；能大度容人，不斤斤计较；做到“头上可跑马，肚里能行船”。实践证明，能否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对别人的逆耳忠言采取何种态度，往往是衡量领导者综合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无论自我批评还是开展相互批评，或是接受别人批评，都是领导者道德品质修养的重要途径，最终都要落实到改正错误、缺点上，这种修养，需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进行。毛泽东同志曾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象地比喻为洗脸和扫地，要求我们天天坚持。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1］第三、接受监督。道德修养不能也无法脱离社会和主体的实践活动。它必须根据社会的要求，吸纳优秀的道德传统，注入时代的活力，并使之有机地融为一体，鲜明地体现在道德主体的一切言行之中，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活动等参照系中发挥道德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道德修养主要是依靠内心信念的坚定、社会舆论的监督，以及传统习惯的践履才得以进行的。人们对于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一般比较容易理解，此不赘述。这里着重讲讲社会舆论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指政府的宣传媒体舆论监督和群众舆论监督两方面。前者的监督具有政府性的行为，而后者的监督则属于民间性的举措。这两种监督无论是对社会道德风尚还是对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体道德，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英国著名思想家赫胥黎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他们并不是出于对于法律的畏惧，而怕的是社会舆论。这就是说，对于人们的某些言行，社会舆论能在法律失去制约的时候起到有效的监控，这也是道德的功能特征之一。无数事实证明，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会自我膨胀，就会导致腐败。权力是靠人去实施和运用的，这样，它才能发挥作用。我们这里强调的监督和制约，主要是对权力的实施者（领导干部）而言的。因此，领导者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必须切实履行好权力所赋予的义务，也必须自觉地接受监督。把自身的言行置于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不仅可以使领导者避免错误或少犯错误，而且还能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及时改正工作作风。国家的新闻媒体是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心声，其监督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很强的指导性、原则性。领导者应自觉将自身的道德修养置于其监督之下，使之在严格的监督和规范中不断提高。即便是自己在工作中出现了失误，或是言行中出现了非道德或违反道德的现象，受到了传媒的曝光，领导者也应有勇气真心面对，弃旧图新。比起新闻媒体的监督，群众舆论的监督来得更直接、更全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广大群众心中自有一杆公平的秤。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在群众中产生相应的影响。就是在日常工作和公共活动中，领导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群众关注或仿效的目标。“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这流行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顺口溜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威信实际上是其自身的言行在群众的监督中不断地树立起来的。这种对领导者言行的监督往往能够弥补上级党政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对其监控的缺陷或不足，更具有直接性、真实性和民主性。下监督上，民监督官，这不仅是我们党的组织活动和政府行政事务中实行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是促进领导者个人提高道德品质修养的可行方法。领导者应主动将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这方面的修养置于群众的监督、评判之中：自觉自愿地接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向群众敞开自己的心扉，公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示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随时了解群众对自己的要求，以便在道德品质修养中吐故纳新，扬长避短。领导者道德修养的方法很多，除了上述三种外，还有其他种种，例如，树立信心，积极实践；环境磨炼，艰苦奋斗等等。这些方法或途径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对于领导者道德品质修养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志于把自己锻炼成为新时代的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才的同志，应根据自身思想道德修养的实际，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修养方法，并付诸道德实践，使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不断地向更高的层次提升。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这是我国古代大思想家、教育家孔丘修养的过程。孟子更是把在历史上担当大任同刻苦磨炼联系起来。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3］今天，我们的各级领导要担当起率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大任”，就更要加强自身的道德品质修养，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和领导才能不仅能胜任自己岗位工作的需要，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引起全社会和广大群众的极大关注。它关乎党风、官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古人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4］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实践，切实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为我国的官德建设作出努力，勤政为民，廉洁为公；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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