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它的激励下，无论直接从当代问题出发，还是从理论的科学性出发，我们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学者不仅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当代化”的速度很快，而且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了“方法论的自觉”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根据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实际要求，强调原著解读方法、理论思维方式和面向现实视角等三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突破必然会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展。
　　
　　深入原著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近2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之一，是认真解读原著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向原著提问和通过原著提问理应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取得进展的基本路径，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读马克思文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有一些争论。其焦点大致可归结为三个问题。
　　
　　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把马克思主义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文献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现代分析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
　　
　　
　　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
　　
　　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时代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
　　
　　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体系取向到问题取向、从宏观理论到微观科学、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方法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
　　
　　
　　关注重大时代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
　　
　　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有着本质差别，它的旨趣不在纯粹的思维驰骋，它的全部落点是生活和历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问水平是基础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时代主题上的发言，这也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和实现它的历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这一点而言，它仍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基本理论建设和对现实重大事件的参与。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应该以当代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的逻辑为底蕴，同时又必须站在整个20世纪思想发展的高点上面向世界历史发展，从而为穿透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思维构架。而政治参与层面，虽然在当代学术建制和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学者或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须以关注人生切要、社会生活具体环境变迁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对各类问题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参与热情。
　　
　　应当承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学院化和多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视野比以前更宽了、学术空间比以前更大了，但在参与时代重大主题这一点上却仍然具有很大的欠缺。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从马克思哲学内在使命出发真正关注这些问题的热情不够。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上，无论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出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都不纯粹是理论独立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直接的意义上都是社会历史情境变化的结果。与保守的拒斥变化姿态、缺乏根据的“创新”姿态相比，“当代性”意识恰恰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与新的时代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也意味着这种当代性的最终完成也必须是对新的时代环境的科学驾驭。必须指出，马克思的不可替代地位，并非仅仅因为他言明了世界历史之不可逆转的到来，而是他第一次指出了“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并公开表明自始至终地忠实于这个目标和服务于这一运动。因此，马克思哲学不是纯粹的思维活动，而是与实际展开的社会历史保持同步的活生生的理论运动。
　　
　　在创新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口号背景下，马克思哲学也会具有自己的当代性。但任何理论的创新过程，始终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如果不对自己的研究所依赖的理论平台、整个思想史的进展以及当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等重大问题进行审理，就会遭到辩证法的“报复”。你在基础理论构架上越是缺失，你的研究就越是只能赶别人的时髦。正是这一原因，在回答“马克思哲学如何走向当代”这个问题时，必须首先反思我们研究的思维方式，通过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来促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