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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三个并不遥远的故事 | |||||
| 更新时间：2007-5-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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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松花江畔。夕阳染红了大江，江水里就像荡漾着成束的红玫瑰。一种静谧安详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着。扩音器里，袅袅飘来优美抒情的歌声。我熟悉这旋律，这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多好听的歌，它能把人的思绪带到遥远的地方。我们坐在江边的台阶上，从这首歌，谈起了《冰山上的来客》的作者——白辛。 白辛是一个非常优秀、才华横溢的剧作家。用爸爸的话说，老哈尔滨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作为赫哲人，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民族给了他热爱自由、喜欢自然、爱旅行的天性。他潇洒、勤奋，创作了《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正当他进入创作的黄金时代，“文革”开始了。善良的白辛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那些令人尊敬的领导和艺术家打翻在地。明明美好的事物，为什么非要冠以恶毒的罪名?面对着无法逃脱的粗暴和无理，他愤怒，悲哀，百口莫辩。自尊而不甘受辱的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最后的抗争。 他带上一条俄罗斯毛毯，像以往野游那样，坐船来到江心岛。望着心爱的松花江和南岸美丽的哈尔滨，他点燃一支香烟，陷入了深思。没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面对大江，从容地坐在毯子上，手中的烟蒂烧焦了手指。他的面前摆着面包、香肠、啤酒——啤酒里对进了敌敌畏。热爱生命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白辛，风度潇洒，会唱《伊玛堪》的白辛，写了许多戏，所有剧作几乎都有美满结局的白辛，在他自己的人生戏剧中，孤独地谢幕了…… 当年，白辛的噩耗，让很多哈尔滨人都很难过。是啊，听了这样的故事，谁的心能无动于衷?我望着苍茫暮色中的江心岛，望着那一顶顶露营的帐篷和度假的人影，心，感到了一种疼。穿过时空隧道，我又看见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绝望的白辛，当你最后一次乘船来到岛上，望着岛上熟悉的灌木和沙滩，你想到了什么人?当你铺好毛毯，亲手把毒药对进啤酒中并一饮而尽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涛人气质的你，选择在松花江边结束生命，是想对滚滚流水，做怎样最后的倾诉? 我不由联想起了父母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的《傅雷家书》。傅雷也是一个不甘受辱，自己结束生命的作家、学者。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像平时做学问那样严谨，一笔一笔，把身后之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个做人如此一丝不苟的人，是什么把他逼上了绝路?让白辛和傅雷这样优秀的人交出生命的时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到底谁来为这一切负责? 大江东流，不舍昼夜，带走了多少悲欢离合。《冰山上的来客》今天还久演不衰。西部绮丽的风光，纯洁哀婉的爱情，战士对祖国冰山般高洁坚贞的忠诚，在银幕上依旧如诗如画，栩栩如生。我们却永远地失去了优秀而生动的白辛。江风吹过，我在那一片摇曳的灌木丛中，又一次看见了那个二十多年前端坐在沙滩上的身影，那双凝视着大江、包含千言万语的眼睛…… 故事之二 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妈妈去商店买文具。快到商店门口时，妈妈见到一位老爷爷。她兴奋地上前打招呼。老爷爷慈眉善目，衣着得体，很有风度。只见他有些迟疑地打量着妈妈，一时想不起来是谁，有点尴尬。妈妈说了一个名字，老爷爷好像激灵了一下，立刻想起了什么。他亲切地把妈妈叫孩子，两个人都很激动。站在飘满落叶的街边，他们说了很长时间，好像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当终于告别时，我发现老爷爷竟是个残疾人，走路一瘸一瘸的，让人看着有些难过。妈妈站在那里，望着老爷爷的背影，眼里竟充满了泪水。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妈妈平静了一会才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和老爷爷的女儿是同学。也就是说，他是我小伙伴儿的父亲。他可有学问了，是一个俄语教师。文化大革命时，因为他出身不好，又是教俄语的，造反派非说他是苏修特务，天天上他家批斗，非要他交出电台什么的。” 我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荒唐。可荒唐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吧。后来，他看到自己给孩子和家庭带来的麻烦，这个俄语老师留下遗嘱，换上干净的衣服，跳楼了。偏偏一根树枝拦了他一下，他只摔折了一条腿。当妈妈陪她的小伙伴赶到医院时，正赶上他苏醒过来，看见伏在自己身—亡痛哭的小女儿，他满脸是泪，一再恳求医生帮他死去。在场的人都受不了那个场面。 后来，他被遣送回老家，再无音讯了。今天，妈妈意外地在街头看见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我问妈妈，你的同学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她呢? 妈妈停了一下说：“你还记得我说起过，有一个当年的小伙伴．到南方出家为尼的事么?”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看电视，妈妈看到一个尼姑，情绪有些激动。她说，她有一个同学，如今也是尼姑，只知道在南方出家，具体在哪儿音信全无。 原来，在中国南方某处寂静的山林里，一个青灯黄卷下心如止水的尼姑，就是当年扑在跳楼的父亲身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小姑娘…… 故事之三 妈妈的爷爷“文革”时已经去世了。这个老人在解放后，受到政府的感召，把解放前置办的房产无条件地捐给了国家，因为他由衷热爱五星红旗飘扬的新中国。可“文革”中，妈妈的奶奶仍被定为反动房产主。造反派给她发了一个胸卡，那是当时“地富反坏右”们的特殊记号，就如二战时犹太人必须佩戴的标志。老太太每天都要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教育。天长日久，她居然练就了无论高音喇叭怎样吼叫也听而不闻的功夫。当运动越加深入时，老太太把一生积攒、准备留给儿孙的金银首饰悄悄扔进了下水道。家里能烧的烧，能扔的扔，因为那是随便在废报纸上打个叉就有可能是反革命的时代。就是这样，厄运也未能逃脱。我姥爷成了反革命，造反派来抄家，东翻西翻，居然在一个月份牌上，找到了罪证。 那是一个纸壳做成的月份牌，正面是一幅毛主席的像，背面，不知什么时候，被我当时七八岁的小姨画上了一匹小马，那正是小姨东涂西画的年纪，连她自己也忘了，是怎么画到那上面去的。在伟大领袖的背后竟如此胆大妄为!什么居心?什么目的?我姥爷于是罪加一等，被带走丁。当小姨知道是她画的那匹小马害了她爸爸时，悔恨和愧疚折磨丁她很长时间。妈妈说，此前小姨从不会不出声地哭泣，可从那后，好几次看到她在悄悄流泪。喜欢绘画的她，从此再未画过—一笔，她无忧无虑的童年，就在那个抄家的晚上，结束了。 这三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甚至就在我的身边。它们是我听了许多“文革”故事中，记忆最深的事情。它们毫无夸张，町我觉得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那是一个让一些人交出生命、给许多人生理和心理上留下创伤的岁月，这已经消逝的往事并不遥远，它是与我相关的人们亲身经历的生活。 为了这发生过的一切永远不再发生，我们就不该忘记。 松花江畔，白辛饮下毒酒后，凝视江水最后的目光； 饱经风霜的老爷爷，一跛一跛远去的身影； 南方某座寺院里，那手捻佛珠的尼姑； 我小姨那张七岁孩子的惊恐的面庞…… (本文获“中华杯”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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